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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的編修過程及其成就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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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07-04-20 星期二 1:48 am    发表主题: 《四库全书》的編修過程及其成就得失 引用并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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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共收录历代重要典籍约3500种,按照南北朝以来通行的四部分类法,将全部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库来收贮,因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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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的編修過程及其成就得失
作者:陳尚君
来源:“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
01-0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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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陈尚君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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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08-04-20 星期三 9:45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1-1.《四库全书》编修缘起

清廷入主中原后,经过最初几十年的反抗和镇压,到康熙中期社会已经基本稳定。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持续执行安定社会、重视民生的国策,经济繁荣,文化发展,史称康乾盛世。大型古籍编纂工作是当时统治者热衷提倡的文化建设事业,既可以藉此笼络士人,又足以作为盛世的标志性成就。继康熙朝编成《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佩文韵府》等大书后,乾隆帝更热心提倡,身体力行,在完成一系列大书后,编修号称汇聚存世古籍之大成的《四库全书》,达到文化建设的极致。

《四库全书》编修虽然是清初以来文化建设的必然延续,也与康、乾以来以经典解读为标志的汉学兴起有直接联系,但其开馆的直接原因,则由于儒藏说的提出和依据《永乐大典》辑佚书建议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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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以来,虽然儒家学说的独尊地位没有根本的改变,但随着西来佛教的广被东土,中国本土萌生的道教渐成气象,隋唐时期形成三教并立的格局。佛教著作众多,有经、律、论三藏之说,从东晋末期开始编录佛教经录,南北朝到唐代存世者尚有十多部,而从北宋初年《开宝藏》行世以后,历代开雕的收录逾千部佛典的佛藏很多。道教则经葛洪、陶弘景等人的努力,在南北朝时期形成规模,唐、前蜀、北宋和金元间都曾有《道藏》的编修,虽然留存下来的只有明前期编的《正统道藏》,所收也达1400多种。明末学者曹学佺最早指出佛、道二家皆有藏,而唯独儒家没有,提出编修儒藏的设想。乾隆间学者周永年再提“儒藏说”,称为“艺林中第一要事”(《儒藏说》附《与孔荭谷》),得到一些学者的赞同。

《永乐大典》是明初永乐年间编修的一部大型韵编类书。全书多达22877卷,总字数不少于四亿,几乎把明初以前的古籍都分拆编进去了。由于篇幅太大,即便皇家也无力刊刻,仅有抄本存于皇宫内。随着清初文献辑佚风气的兴起,著名学者如徐乾学、查慎行、全祖望都曾关注利用《永乐大典》辑佚书的工作,但影响不大。乾隆三十七年(1772),安徽学政朱筠因乾隆下诏访求书籍,提出搜访校录书籍的四项建议,特别提到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虽然“编次少伦”,“分割诸书”,但“世不恒觏”的古书往往具在,应该由朝廷组织人力从中辑出,“分别缮写”,使其“各自成书,以备著录”。(《笥河文集》卷一《谨陈管见开馆校书折子》)军机大臣研究后认为切实可行,提出办理章程十三条,得到乾隆赞赏,于第二年开馆辑书。不久,乾隆帝觉得仅作《永乐大典》辑佚书还不够,因其稍早已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搜访图书,乃萌生更宏伟的规划,认为“从来四库书目,以经史子集为纲领,裒辑分储,实古今不易之法”(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上谕)。要求将四部群书择善本校勘后,和《永乐大典》辑佚书一起,“择其醇备者付梓流传”,“统按经史子集编定目录,命为《四库全书》,俾古今图籍荟萃无遗,永昭艺林盛轨”(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上谕)。从而揭开了长达近二十年的《四库全书》编修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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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08-04-20 星期三 9:48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1-2.四库馆的设置与图书征集

《四库全书》的编修由四库馆具体负责。四库馆设总裁、副总裁若干名,由皇室郡王、大学士和六部尚书、侍郎充任,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务。其下分设纂修、缮书和监造三大处。纂修处专司校理写定全部书籍,由总阅官、总纂官、总校官等负责,其中总纂官三人为纪昀、陆锡熊、孙士毅,负责“各书详检确核,撮举大纲,编纂总目”,即负责选定书目,审定内容,并分别部类,编写提要,责任最为重要。总校官仅陆费墀一人,负责全部书籍的校订工作。缮书处负责全书的缮写及校勘事宜,监造处则负责图书装订及建阁贮藏事宜,以及武英殿本丛书的刊刻印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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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故宫的文溯阁专为收藏《四库全书》而修建

编修大型丛书的前提是要有完备的古籍善本图书以供编录选择,《四库全书》既以汇聚古今图书精粹为目标,即便皇家藏书之富,仍远不够。从乾隆三十七年下诏搜访图书,形成全国范围内规模浩大的征书高潮。各省成立书局,聘请宿儒主持其事,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如调查地方藏书目录,鼓励私人进献图书,甚至委托书贾了解历来藏家的购书线索。而对于各地著名的藏书家,则实行多项措施鼓励其进献秘藏典籍,如进书五百种以上,奖励《古今图书集成》一套;百种以上,乾隆帝择其精醇者亲为题咏;其他多少不等,皆为记名表彰。经过四五年的努力,征集图书总数达到13501种,其中包含大量罕见的珍本秘笈。同时,《永乐大典》辑佚书的工作也有重大的收获,辑出《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大型史书,还包括数百种久已亡逸的宋元人文集,都是很珍贵的文献。可以说,皇家内府藏书、《永乐大典》辑佚书、各省采进书和藏家进献书,是编修《四库全书》的几个主要文本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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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08-04-20 星期三 10:02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1-3.四库馆征集图书的禁毁与讳改

四库馆对于各种来源的图书,要进行甄别、校录的工作,其中既包含政治方面的鉴别,也包含学术方面的审定,有必要将此两方面的工作分开来叙述。

满清以异族入主中原,曾遭到汉族官民的顽强抵抗。这些抵抗被镇压后,民间潜在的反抗情绪始终没有消失,清廷也采取各种举措消弭甚至屠灭这些反抗思想,因此有一系列文字狱的发生。乾隆朝大规模征集图书,也包含清理异端思想的目的。在四库开馆的同时,乾隆帝即发布禁书谕令:“应将可备采择之书,开单送馆。其或字义触碍者,亦当分别查出奏明,或封固进呈,请旨销毁;或在外焚弃,将书名奏明,方为实力办理。”他特别提到:“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此等笔墨妄议之事,大率江浙两省居多,其江西、闽粤、湖广亦或不免”,“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五日上谕)因此而展开全国范围的查禁违碍图书的运动。所查禁图书中,首当其冲的是明末清初反清人士的著作,并进而扩展到明人有关建州卫和辽东战事的记载,还包括被指斥为诲淫诲盗的小说戏曲、可能给不逞之徒以暗示的天文占验书籍,以及各种地方和私家文献中的违忌记载。禁毁办法又包含全毁和抽毁等。据近人根据各种禁毁书目统计,先后禁毁书籍达三千多种,六七万卷以上。有的学者认为《四库全书》编修致力文化建设的同时,也是一次文化毁灭的巨大灾难,是有一定道理的。

对于历史上有重要影响或学术价值的著作,《四库全书》不能不收录者,则采取了部分抽毁或删改违忌文字的办法。除了以上所讲各点,凡涉及对于历史上四裔民族有关的讥讽、批评、谴责类的文字,也都有所删改。以下试举两例(改动文字下加着重号,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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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诫录》唐五代笔记小说集。撰者五代何光远。《四库全书》收入小说家类

《鉴诫录》为五代后蜀何光远记录唐五代文人轶事的笔记,所录一段为尹鹗嘲讽波斯后人李珣胡臭的游戏诗,“乱常”本来指不循习俗,但因为可能引起胡人入华扰乱伦常的联想,因此而将“斥乱常”改为“斥李珣”,“不乱常”改为“重武强”,“胡臭”则因此而消失了。后一段所记为五代后晋时王权拒绝出使契丹的事。契丹与清人所继承的女真不是一个民族,但因为原文有“称臣于戎虏”、“稽颡于穹庐之长”、“耻拜虏庭”等记录,容易引起对于清廷的联想,因此而改得面目全非。宋南渡前后宋金双方对峙,情形与清初时非常相近。清人因此而将宋人史书、文集中斥责金人的言论,进行了较大的删改。《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宋晁说之《嵩山文集》旧钞本,书末所附张元济跋指出四库本与之卷数、编次悉同,“惟馆臣泥于时忌,遇原书诋斥金人词句,无不窜改,甚至颠倒序次,变易意义。其不易更动者,则故作阙文,或加以删削,有多至数百字者”。张元济并以卷三《负薪对》一篇为例,校勘四库本与旧钞本,列表举出两本的文字差异,可见四库本因避忌改削之处。鲁迅后曾作《病后杂谈之馀》(载《且介亭杂文》,《鲁迅全集》第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文中亦据《负薪对》校勘表作了两本部分文字的对照。《负薪对》校勘表所引四库本与今常见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景迂生集》有很大不同。以下试举三种文本的部分文字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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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比对,可以见出两种四库本中,凡涉及金人暴行、华夷之分和预言异族必亡的文字,几乎都作了不顾文意的肆无忌惮的改写甚至删削,完全失却了作者的原意。

由于近年四库本的广泛印行和《四库全书》电子全文检索系统的普遍使用,年轻学人经常利用四库本从事古代历史文化研究。在此特别要提出警告,在利用四库本时一定要了解其抽毁、删改的具体情况,不要轻易相信其钦定文本的权威性。尤其在研究与民族问题有关的课题时,在研究辽金元史、南宋前期史和明清易代史时,最好少用甚至完全不要用四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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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四库图书的审定、校录和分类

当然,四库馆臣也作了大量学术方面的审定。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考察各种古籍的文本来源、真伪完残和学术价值,尤其注意搜集精刊精校的较早版本,在比较异同的基础上,认真校勘,写成新本,并略述该书的作者、成书、内容、学术成就和存在问题,然后誊录奏进。现在每种四库本书前提要,就是奏进时的文本。最后经过乾隆帝的审定,得以编入《四库全书》的古籍,大约3500种。如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凡3459种,其他各阁稍有增删,出入不是很大。而经过鉴别,认为价值不高、来源有疑的古籍,则撰写简略提要,列入存目。据今人统计,列入存目的书籍达到6793种,几乎是正编所收书的两倍。其中确有许多后出伪造或价值不高的作品,但也有不少囿于馆臣的学术偏见或时代局限而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书籍,如本书入选的宋慈《洗冤录》就是。也有文本错讹太多难以写定,只能存目,如北宋晏殊的《类要》。近年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将这些当年打入另册的古籍汇印出版,不失为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当然各书价值如何,还可以重新评估,不必完全受四库提要的局限。

入选古籍的校录写定,是四库馆最重要的工作。中国古籍数量巨大,每一种古籍都有复杂的文本传布过程,古籍文本的残损误夺情况非常严重,不经过认真校订无法形成可信的文本。四库开馆时,既可以利用丰富而多珍稀文本的内府藏书,又利用朝廷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集善本,因而具备了校定文本的良好条件。四库馆为此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并制定了严格的《功过处分条例》,规定誊录员缮写之书,交分校官核对,因誊录草率而误写者,每一处记过一次;发现原本有误字而得以指出者,每一处记功一次。分校官再交复校官,复校官再呈总校官,一律循此处分。此后,再经总裁、总阅官抽检复核,始得定稿。四库馆这些严格的措施,有利于保证文本的质量。这样大规模地校订古籍,大约是西汉刘向和北宋馆阁校定古籍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由于四库当时依据的文本并没有都留存下来,当时据以辑佚的《永乐大典》大半已经亡失,四库本因此而在古籍文本传布史上形成独特地位,今人校录古籍一般也会以四库本参校。当然,在肯定其文本价值的同时,也需要指出,四库本毕竟是清代的抄本,且成于众手,错误在所难免,这从四库档案所存大量官员因校录错误而得处分的记录,就可以了解。这还是被发现的,没有发现的必然还有很多,更何况还有前述出于政治原因所作的故意改动。入选四库的古籍,凡有宋元旧本或今人精校本者,仍提请学者尽量不用或少用四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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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籍的分类,经历了从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开创而为班固《汉书·艺文志》采用的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方技、术数六略的六分法,到晋代出现四分法,至唐初修《隋书·经籍志》而确定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成为其后一千多年古籍分类的基本方法。《四库全书》继承了前人四部分类的基本原则,在各部的具体类别的设置方面,则较前代书志更为细密周到,增加了许多新的类目,反映了清代学者对于传统学术的系统认知。从本书附录的《古籍分类演变简表》中可以看到,与代表唐初古籍分类的《隋书·经籍志》和代表北宋的《崇文总目》相比较,《四库全书》的分类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其中经、集二部相对变化较少,而史、子两部则新增和删并类目颇多。经部包括儒家六经以及小学类著作,一直比较稳定。四库分类中将《论语》类扩展为《四书》类,又新设五经总义类,从而将宋元以来新出现的大量解经著作包含其中。集部则新增了词曲类,并将宋代以来书志中的文史类定名为诗文评类,也是宋元以来诗话、词曲类著作大量兴起的必然结果。史部中的正史、编年、杂史、传记、地理、职官、目录等类基本沿袭前代,新增加的则有纪事本末、别史、诏令奏议、史钞、史评等类,与宋元以后此类书逐渐增多有关。其中将纪事本末类列为第三,强调了以记录事件为中心的这一南宋以后新体史书的重要。史评类则在将集部中的文史类改为诗文评类后,将文学批评和史学批评著作分列而设。霸史或伪史类改用《晋书》附录十六国载记的名称作为类目,体现清人对于历代割据僭伪政权的客观表达——历史上的割据经常与民族纷争有关。将历代记录典章制度的专书统称为政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新类。在史部诸书中,除了最重要的正史、编年和纪事本末三体外,以传记、地理和政书三类著作最为丰富,四库分别设置了许多小类,作了清晰的分类。子部书的构成比较复杂,但定型较早,四库此部分分类中,一是废弃了宋以后少有接续的名家、墨家、纵横家,二是于杂家、小说家、艺术、谱录类书作了更细密的区分,三是将道家与道教书合并,道、释二家均仅略选最重要的著作以存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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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四库七阁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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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篇幅宏大,总字数超过七亿,即便以皇家之富有天下,当时也无力全部刊刻,只能动员大量人力先后传钞了七份,分藏于七阁。其中四阁在北方,称北四阁,主要供皇帝阅读;三阁在南方,称南三阁,则以南方为人文荟萃之地,乾隆帝希望南方士人也能有机会阅读利用。北四阁分别为文渊阁、文源阁、文津阁和文溯阁。文渊阁本藏北京紫禁城,1949年迁台,今存台北故宫博物院。台湾商务印书馆曾全部影印该本,流布甚广,近几十年来学者引用四库本,大多即据此本。文津阁本藏承德避暑山庄,1914年后归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近年北京商务印书馆也影印了该本。文溯阁本藏盛京皇宫(今沈阳故宫),1969年移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溯阁本书前提要与通行本有很大不同,近人金毓黼曾将其录出,后结集为《金毓黼手定本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出版。文源阁本存圆明园,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圆明园被焚毁,文源阁本在此次浩劫中化为灰烬。南三阁为文澜阁、文宗阁和文汇阁。文澜阁建于杭州西湖边孤山上,遭遇太平军战事,多数被毁,仅存四分之一约八千多册,地方士绅后补钞配齐,今存浙江图书馆。文宗阁建于镇江,文汇阁建于扬州,经历咸丰初年太平军与清军的战争,全部毁于战火,片纸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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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四库全书》的刊印和四库系列图书的构成

《四库全书》编修之际,乾隆帝即命将其中珍贵图书用木活字印行,赐名为聚珍版,印了134种,是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习称殿本。影印《四库全书》的建议,开始于1919年叶恭绰等人的动议,到1935年方由商务印书馆印出《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收书231种。台湾商务印书馆在1971年到1982年又印了这套书第二至第十二集,又专印《永乐大典》辑佚书为别辑,收书达到1878种。在此基础上,到1986年完成了文渊阁《四库全书》全部影印,实现了许多学者半个世纪的期待。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0年据以缩印。上海人民出版社和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联合制作的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全文检索系统,可以迅速检索到任何一个词组,大大方便了学者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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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全文检索系统

著名学者阮元在嘉庆间搜集《四库全书》未收或虽收而卷帙不完的重要古籍174种奏进,嘉庆帝赐名《宛委别藏》。阮元为这批书分别写了《四库未收书提要》,收录于其所著《揅经室外集》。《宛委别藏》1981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曾据以影印。

续修《四库全书》的建议,开始于清末学者王懿荣、喻长霖、孙同康等人。1928年,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拟利用庚子赔款以开展续修,但因战乱而未实现,只为续修撰写了一部分乾隆以后著述的提要。直到20世纪末,此项工作始得以落实。已经出版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5-1997年)及《补编》(同上,2000-2002年),收录《四库全书总目》列入存目的古籍4700馀种;《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2年)则收录四库未收著作5300馀种,包括大量乾隆以后学者的著作;《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1997-1999年)及《补编》(同上,2005年)则收录《四库全书》编修过程中因为内容违碍而遭到禁毁的图书800馀种。这些丛书的出版大大方便了学者利用古籍的需求,但都没有重新撰写各书的提要。

近代以来研究《四库全书》的著作可以提到以下几种。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专刊,1937年)是最早研究四库纂修史的著作,征引文献颇为丰富。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是其博士论文,较为全面地考察了《四库全书》纂修的全过程,由于充分利用了当时还没有发表的四库编修档案,得以澄清了编修过程中的许多具体细节。吴哲夫《四库全书纂修之研究》(台北故宫博物院,1990年),作者曾长期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有机会充分利用四库原本来作研究,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此外,《四库全书》编纂时的档案,也经中国第一历史博物馆结集为《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最近二十多年,《四库全书》研究已经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发表的研究论著颇多,形成四库学,并曾多次举办国际和两岸的学术会议。

   附記:本文為《四庫提要精讀》(与张金耀等合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導言之第一部分,写作时曾参酌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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